每一个中国人都对“看病难”深有体会，“看病难”首先就是“挂号难”——为了挂上专家号，人们往往需要提前数小时，甚至通宵排队。十几块钱的专家号往往被号贩子卖到数百元，至于两三百元的特需门诊号，能碰上两三千的黄牛价已算走运。
不过，挂号难并非一开始就存在。
1949年后，全中国人的医疗保障都处于计划体制之下，挂号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生病之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指定医院就诊，再根据病情转诊。
19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让老百姓获得了基本的看病自由，至少有钱就能找到好医生。不过，医疗行业仍沿用前苏联的医生职称评定模式，将医生分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等。这与国际标准背道而驰——通常国际上评定医生职称的办法，是通过临床水平测试考出主治医师、医师两级制水平分类，高年资医生一般要退出一线门诊。而中国医院的医生无论年龄、资质都会到门诊坐诊。
这种医生职称的评定办法将医生分为三六九等，患者自然会一窝蜂涌向专家门诊，号贩子也自然生意兴隆。
当然，看病难不能全赖给职称评定模式，医疗资源的匮乏才是主因。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拿2009年举例，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人数为1.4，而美国为2.4，英国为2.7，澳大利亚为3.0，意大利为3.5，德国为3.6，瑞士为4.1。
这只是平均数，考虑到东西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对象，中国医疗资源的匮乏程度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统计显示，全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一般人有钱也不一定能享受得到。
政府投入方向导致卫生总费用在城乡之间分布严重失衡，城乡二元差距不断拉大。据测算，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4.9%，1998年为24.9%，而2000年仅为22.5%。在政府投入方面，1998年政府卫生投入为587.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只有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城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0元的医疗卫生服务，而乡村人口这一数值是10.7元。在医疗保障方面也是如此，不仅总体保障人数在下降，而且又由于由于参加医保缴费门槛的原因，低收入者的参保率很低。
讽刺的是，相比医疗资源的整体匮乏，中国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却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过剩。以伽马刀为例，瑞典是发明伽马刀的国家，全国只有一台，而在中国，仅报到卫生部的就有三四十台。
普通人对基层医疗质量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加剧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外地患者占到60%的比例，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这就造成了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医院就医拥挤，挂号困难，同时也浪费了外地小城市的社区医院或者农村的乡镇医院医疗资源，异地就医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投入成本，难上加难。
除了“看病难”，“以药养医”的体制也造成了“看病贵”，国家允许医院可从药品销售收入中获得7%~15%的分成，借以补偿医院和医生收入。在此分成机制下，可能激励医生利用其信息和专业优势，诱导患者“多吃药” 、“吃贵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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