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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看病难、看病贵

那么问题来了，有的国家看病贵，有的国家看病难，为什么中国又贵又难呢?一切中国的问题，都具有“中国特色”，医疗行业也一样。

在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医疗制度强调公平，由国家主导，但是效率低下;美国的医疗制度注重效率，由市场主导，但是缺乏公平。而中国的医疗制度正好介于其中，政府主导一部分，市场主导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医疗制度上的最大区别是，政府投入比例的不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17.5万亿元，其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2万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8%。同年，美国医疗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约17%。在更宏观的层面，2012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5.8%，低于高收入国家的13.3%，中高收入国家的11.5%，中低收入国家(9.8%)和低收入国家(10%)。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不到世界平均水平(3.9%)的一半。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在巨大的人口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比例低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的高开销最终都会转移给个人、社会和医疗机构。这也注定了中国看病不会便宜。

政府为了规范医疗行业、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严格控制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这种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调控的方法也导致了中国所独有的几种医疗行业怪相的出现：

1、医患关系紧张

看病难看病贵对于患者和医生来说都是压在身上的大山

在中国，骂医生、打医生、砍医生早就不是新闻，医生“乱开药拿回扣”、“态度恶劣”似乎成了社会共识。难道就是因为中国的医生都心黑吗?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医生都属于社会上层，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

上文提到，由于医疗本身是昂贵的，而政府的总体投入不高，所以医疗的成本会转移给社会、医疗机构和个人，最终都由个人买单。而医生，就是转移这个成本给病人的最后一环，简言之，在病人看来，是医生收了我那么多钱，所以看病贵怪医生。

举个例子，一个病人生病了，治疗这种病需要100元钱的成本。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要求医院只能收90元治疗费用。而医院要自付盈亏，肯定不能做赔本买卖，于是就通过别的环节加码(比如用额外的药、收高额的护理费用)，最后收了病人110元。病人治好病后，上网一查，发现治这个病只要90元，于是认定医生乱开药，医院乱收费。钟南山在2014年两会上曾经指出，医生收入1/4靠政府3/4靠创收，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以药养医。

国家正在逐步推进医药分离

2016年，国家宣布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增至200个，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取消医院的药品加成。此举旨在减少对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的激励，而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收入预计会降低40%以上。根据此前试点的经验，这40%的资金缺口将由地方财政补贴和医院提高服用费用来补上。

而根据社科院《财政补偿体制演变与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研究显示，建国以来财政补偿医院力度在持续下降，从最初的财政全包，到包床位、包人员，到2000年后仅余的离退休人员经费。

在医院无法获得充足财政补偿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医院的运营，其服务费用势必上涨。

2、便宜的药买不到买得到的不便宜

国家严控医疗价格，初衷在于打击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医疗成本，同时倒逼医生提高劳动效率。但由于制度还不够成熟，医生提高劳动效率的理由不充分(其一，医疗资源匮乏，医生总体供不应求;其二，提高劳动效率并没有伴随相匹配的劳动收入的提高)，所以存在医疗价格难以控制，某些时候甚至增加医疗成本的情况。

以药品为例，在2015年6月以前，中国的大多数药价由政府统一制定。政府统一定价确实降低了大部分药品的出厂价，不过也造成了两个不良的后果：部分便宜的药没人生产，部分药品的流通成本变高。

药品降价导致部分廉价药“失踪”

便宜的药没人生产的原因很好理解：假设A药在1995年卖5元一瓶，到2005年还是卖5元一瓶，厂商生产赚不到钱，于是就不生产A药，转而生产疗效差不多、但是售价(利润)更高的B药。于是病人原来用便宜的A药，后来只能用贵的B药，造成了医疗成本的增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过，因无利润治疗甲亢的国产基础用药他巴唑几乎全部停产。他巴唑零售价为1.8元一瓶，一瓶有100片，可供病人服用数月。由于他巴唑停产，国内又缺乏代替性的药品，病人只能改用30元一盒的进口药“赛治”。

患者最终承担了层层加码的药价

同样以A药为例，甲乙丙公司生产A药都是5元一瓶，而A药从制药厂到病人手里一般需要经过——》地区级药品采购——》医院药品采购——》医生开药的过程。既然药是一样的，价格也是一样的，那么各级采购过程中，医药公司、药商、代理人只能采取“别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药品的竞争力，而这些“别样”的成本，最终还是由病人买单。央视曾经曝光，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的出厂价格每瓶仅为15.5元，而病人从医院购买此药时每瓶需要付213元，其利润高达1300%。

3、人人都去大医院看病

除了药品，国家还对医疗项目的价格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这具体到某级医院、某级医生、某个具体项目。举个例子：根据2014年《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规定，一位上海三级医院主任医师的门诊费用为：20元/次。

医疗项目政府定价使得中国医疗行业呈现了一个世界罕有的状态：人人都找专家看病，人人都“看得起”专家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医疗制度可能是世界上鲜有的兼具了公平与高效的医疗制度。

在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医疗市场，一个人想要看到专家需要各级医生层层向上推介，绝大多数的人永远也看不到最好的专家。在一个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医疗市场，只有最富有的人能看到最好的专家，同样绝大多数的人永远也看不到最好的专家。

而在中国，你只需要在医院门口排队，再花上很少的钱(就昂贵的医疗行业而言)，就能看到全国最顶级的专家。如上文所说，上海三级医院主任医师的门诊费用仅为20元。

人人都去大医院看病

由于人看病不计成本，医疗行业非常专业、患者只能相信医生，加之看专家的成本普通人勉强能承担得起(即便是算上交通、票贩子的成本)。所以中国人看病无论病情大小都去三级医院，都挂专家号。但是中国总共就那么多三级医院，总共就那么多个专家，本来中国的医疗资源就不足，现在全国人民都集中到部分医院找部分医生看病，这时看病难的尖锐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与此同时，大家都到大医院看病，小医院就没人去，于是好的医生也不愿意去小医院工作，小医院的医疗水平也越来越差，这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医疗资源的缺乏。

资源供不应求使得票贩子有机可乘

前段时间女孩痛斥票贩子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共鸣，一般的老百姓，没有遇过票贩子总遇到过看病大排队、排队不多的总遇过医生态度差。票贩子、排队、医生态度差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医疗资源不足。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资源的价格就会上升，在国家锁定价格之后，价格就会以别的方式来上升。比如时间成本：您排队吧!比如额外的金钱成本：您不想排队?那么您找黄牛买票吧。同时也会造成资源质量下降：医生每天只能看10个人，要一天看20个人也可以，当然看得马虎，而且态度还差。

在医疗资源总体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其实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2015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近7成中国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据钟南山的调查，2013年广州医生的年均收入为19万元，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而2012年香港外科医生的平均年薪为22万美元，比社会平均收入高4倍。

资源不足导致医生诊疗治疗下降

一边付出着与收入不成正比的劳动，一边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和舆论压力。上文也提及，超出常规的医疗费用大多被药商、中间商和票贩子拿走，而医院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还要通过医生“赚钱”来维持医院的运营。所以经常有医生这样诉苦：一个外国医生每天喝着咖啡看10个病人，每个人付1000块钱，医生和病人谈笑风生，看病看得仔细又和谐，最后医生高兴，病人高兴;一个中国医生每天起早贪黑看100个病人，每个病人付10块钱，医生忙得要死，而病人觉得我排了3个小时队你就这态度、就看这时间，医生不高兴，病人也不高兴。于是最终外国医生活干的少，名利双收;中国医生活干得多，还人财两空。这找谁讲理去呢?所以笔者在此呼吁对医护人员给予重分的尊重与理解，他们不应该为看病难看病贵背黑锅，相反还需要为他们点赞!

综上所述，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医疗行业本身成本颇高，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中间做一个相对的平衡。

就中国而言，即便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的情况下，中国对医疗行业的政府投入相对不高。其直接结果就是普通民众难以承担高额的医疗开销。而政府推行了一些列针对医疗行业的政策，确实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医疗价格的过快增长。但由于部分政策有待优化，部分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某些环节的医疗成本不降反升。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特有的医疗制度，部分公众在使用、滥用少量最优质的医疗资源。这一方面体现了医疗的公平性，让普罗大众都可以用、用得起最好的医疗服务，一方面也滥用了优质医疗资源(发烧感冒也去大医院)、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这最终加剧了中国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了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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