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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中国医疗远比美国便宜，门急诊和住院预约时间很短，但中国社会还是普遍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国人没有多少关于现代医学和正规诊疗的记忆，对动用人类文明的尖端产物用来做逆天换命这个事情要付出的代价缺少感性认识。国人从跟大清国的时候没多大区别的小农进化为现代社会的城里人的速度太快了，用既往经验指导今天的生活很容易闹笑话。比如说各种不怕被撞死的过马路，各种不怕撞死人的危险驾驶习惯。

30年前，卫生部直属医院里，医院药房自己配置的几十种药水就能解决多数常见病了，要使用白霉素这样的高端药品需要院长批准。因为幸存者偏差，大家都记得小时候去医院，医生开了一点药味十足的医院自制药水，喝了病就好了。没记得的……于是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熊孩子看病动辄就是抗生素和雾化吸入，咳嗽老不好还要吃进口抗过敏药?

现在医院里实施的70%以上的手术，30年前根本闻所未闻。嗯，这些都是腔镜手术和介入手术，要为昂贵的器械和耗材花许多钱。高值植入耗材什么的大家更是没听说过，哪有骨科钢板?打石膏吧!现在群众突出反应嫌贵的口腔科，那时候主要采用含汞的填充材料，导致医院口腔科的空气比化工厂的车间还毒。现在，镶牙用“金牙”反而是最便宜的选择。

现在5万、8万、十来万元一台的胃癌或食道癌根治手术，六七十年代只要60~80元。因为当时入院检查只有X光、三大常规，只有接受大手术的病人才验血型，病人因为隐疾和并发症死了反正不会当医闹。术后也没有放化疗，全看病人命硬不硬。苏联公知作家索什么名子长在小说《癌症楼》里写的那个X射线球管放疗装置，80年代的时候一省都没几台，但是那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50年代。现在的肿瘤病人听说过“电疗”或“烤电”么?80年代大行其道的治疗现在看来就是安慰剂。

1959年一篇记载手术摘取重达数3250克的肾脏结石的论文中，作者(主刀医生)写明他连输尿管造影检查都没做。病人因为术后细菌感染和缺少如今的支持手段(抗菌药只有一种，术后引流管是医生自制的)，前后住院4个月。

当年的手术费有三分之一是输血费，手艺好的医生能把这笔钱省下来。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手术都是“血海手术”，医生不能像今天这样从容的用电刀止血，要一边暴露解剖结构一边狂塞纱布，一边“咔咔”的用止血钳结扎血管、缝合出血点止血，医生手速慢一点，病人就没了。

所以，现在三位医生一天做两三台的手术，当时要大半个科室的医生出马，一天只能做一台，能得到治疗的人数远不及今日。即便动用了这么多手和脑，手术病人的死亡率还是比今天高几倍。还有更多今天的常规治疗是医生都想不到的。医疗投入的边际效用低，经济投入和经济投入换来的死亡率下降不在一个数量级。

在城市里居住两三代的国人，印象中“过去的”医疗价格，就是对结束于80年代末的经验医学的记忆。当时的医学主要靠医生的经验和技巧，医疗对现代化的器械和设备依赖较少，所以医疗开支不高。

如果上一代人是农民，印象中的医学是赤脚医生的“一把草、一根针”，以及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在炕头和村小学课桌上做手术，几乎不要钱……嗯，外出要生产队开介绍信，去大城市就医要县医院开转诊书不然没法在大医院挂号。当时的农民想去北京看病是蛮困难的，要么在城关镇的政府大院有人，要么近亲属是工人阶级老大哥。

嗯，当年的医疗跟现在一比，几乎不要钱，就是要命。要命不分城乡，不解释。80年代初，一位中顾委委员遭到纪律处分，理由之一是他出国治病的时候子女去探望，他让公家给子女出了机票钱，这是当初上层出境求医在官方媒体留下的痕迹。因为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太差，上层一直有前往海外治病的管道。50年代去苏联，60年代去没建交但是拿钱办事的日本，70年代去西欧，80年代去美国。后来，我国医学进步到了领导人和平民都比较受用的水平。

但是，中国公立医院的“廉价”建立在资源配置扭曲的基础上的。我一直在说，现行的中国公立医疗服务体系是通过对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剥削掩盖整体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制造“廉价”的假象。近期一些民营机构(非莆田系)正在用经营成果挑战公立医院的“廉价”：

比如说深圳某知名民营诊所集团主张，他们的经营用房是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经营用房是国家划拨的。如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成本要计入这些无偿划拨的土地和房屋的使用成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光鲜的民营诊所还要贵。

比如说上海某医生集团主张，他们用高薪和绩效考核严格控制医生逐利。虽然他们的药品和放射、检验等都是公立医院提供的(他们在公立医院租房子行医)，但是他们的医疗费用比同城的公立医院便宜许多，甚至他们的药占比是公立同行的一半。

2017年，国家把制定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列为深化医改工作重点。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建立在医疗成本近年来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的。2017年医改工作的任务是将医疗成本增长控制在10%以内。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阑尾炎手术一台花费上万元、顺产接生一例花费近万元已经不稀奇，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承认公立医院的低效率。针对城市公立大医院的医改，面临着庞大的阻力，来自受惠这些医院的既得利益者。城市里的公立大医院，主要服务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他们居住在大城市，不像农民那样经常要为看病长途转诊，而且很多都有“后门关系”，自己的经济优势能在公立大医院发挥最大效用。公立大医院拿着来自全民的财政补贴，惠及的主要是经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是加剧分配不公的毒瘤。公立大医院存在人才垄断，是压低医务人员待遇的毒瘤。公立大医院筹资能力很强，改造成为国企或国资持股、控股企业也能生存(这里不是私有化之类的意思)，应该把公立大医院的财政补贴转给离底层民众更近的基层医疗，用改制医院的收入给低层民众补贴。改制同时可以给一些想跟公立医院离婚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一个分居冷静的机会，看看事业单位的领导、国有企业的领导和民营老板哪个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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