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究竟是谁之过?
先说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
做为大医院的工作二十来年的医生，病人看病的艰难，我的理解比很多人更深刻。
每次门诊，我刚走到门诊护士站，一大帮人就围住我，都在说：“杨教授，加个号吧!我挂了一(两)个月您的号，都挂不到”。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除了特需门诊外，我一个星期只看一次普通门诊，只有20个号，每个号20元(一年多前是5元，后来升为了4级专家，涨到这么多)。华西的号实行的是临时挂号制和预约制，预约可排队预约，也可网上预约。预约的期限最长为1月(以前为两月，后来改成1月)，也就是说，可以提前挂一个月后的号。不管是提前一月还是二月预约，每次我的号在网上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完。
很多想找我看病的人根本挂不到我的号。尤其是那些患心律失常，想找我做消融术的病人。我最远的病人来自美国，国内新疆、青海、宁夏、广西也不少见，更不用说云贵川渝陕和西藏。我不知道每周想挂我的号的人数和可以挂到的号数的具体比值。但我想，这个比值是很大的。正因为这样，不管多累，只要周四晚上不飞到外地(经常要参加学术会议)或没有加班手术，我就会给那些围着我的人加号。
但加号不是无限制的。想想从中午1点看到晚上6点半(门诊该是4点半结束，我几乎都要拖堂)，不上厕所，不休息。满满算也就300来分钟。加30个号，平均每人也就6分钟。这之中，有很复杂的反复晕厥的大爷，有很善于聊天啰嗦得不得了的大妈，有担心手术风险，很有探索精神，要你把手术风险逐条解释清楚的中小学教师，还有背景深厚，多人打招呼的不敢得罪的关系人士。6分钟，能把疾病看好，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好，还要让病人和家属满意，我是拼了我的中命的。
50个病人是我的极限。但50个号够吗?也有后面来的病人，还要找我加。有的说来自外省或边远地区的，有的说是预约好了号，由于堵车来迟了取不到号的，有的说是某某熟人打了招呼的。我一概不加了。只有一句话，请下周来。他们也有问的，下周来能加到号吗?我答：不敢保证。但就是这50个号，一个下午上下来，常有有头晕目眩的感觉，真比做5台介入手术还累。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增加门诊次数?这种人以为教授除了门诊就在休息一样。实际上，除了门诊，我还要手术(手术大多数都是十台十台的排，手术日几乎没有不加班的)、查房、会诊、值班、上课。还要申请点课题，搞点像样的研究，带点学生，培养一些后进。周末则参加学术交流，讲课或手术演示，去年一年，坐了80多趟飞机，连家都回不了。还说加门诊?门诊是加不了的。要加门诊，那只有半夜了。
只看20个号的门诊，因为自己的好心，增加了一倍半的门诊工作量，还是不够。请问大家，这看病难，怎么解决?
正因为理解患者的看病难，这几天是我的年假(过年我还要上班)，本来该好好在家休息。但这周四的门诊，我决定还是回来上。其根本原因是想挣那二十元一个的挂号费吗?我只是在想，那些提前一月挂自己号的病人，如果自己不去上，他们怎么办?又要去抢号吗?运气好，抢得到的，是一月之后的了。抢不到的，又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哪?于是，只有把假期弄得支离破碎，赶回来上一个对自己毫无意义的门诊。
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医生这样。和我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层楼看门诊的医生，如贺勇教授、张庆教授、杨健教授、林涛教授等等都很晚才下班。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们的错吗?不是的，他们都尽力了。看来，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问题。，医生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医生已经不容易了。
那看病难是票贩子的问题吗?
很多人第一感觉，绝对是。就是因为他们把票给搞出来，然后高价倒卖给患者。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导致病人挂不到号。这的确是事实，但这是表面的事实，而不是导致事实的本质。
我们假设票贩子抓住一个，正法一个。慑于法律的威严，无人敢做票贩子。票贩子绝迹了。协和、华西的门诊大厅里总是朗朗青天。
于是有一天，华西的门诊大厅，出现了一个来自攀枝花的严重心脏病患者。他患了室性心动过速，经当地医生推荐来找我看病。他很朴实，一早就去排队挂号，他挂得到号吗?号在一个月前就被挂完了呀!大家会说，怎么会这样?也该放点号来排队挂吧!好，每天放了5个号来现场挂。你以为这号就能挂到他身上吗?
一个号20元钱，对他这样一家两三个人(总有家人陪他来吧!)坐上一天的火车，再在成都找家旅馆住上几天，再加上几个人每天的吃穿用度，那20元一个的号，相比他的其他支出，几乎就没有成本。这没有成本的20元，只有他一个人在争吗?不，它可能是数十个人在争。提醒大家。争这号的人不是票贩子，都是真正的病人。
只是这病人分了好些种类。一类是很轻的，只是自己觉得非要找个专家看看才放心，他们也来自远方，拼足了劲是要挂到这个号的。有些是成都市的，号本来也不贵，也谈不上不方便，叫个保姆或安排个侄儿的来熬熬夜排排队就有希望挂到这个号。有些是住院部或门诊的老病人，对医院熟络得很，早都找好了人(出点钱就是了)帮他排队挂号。甚至还有人，本来就是挂号室某些工作人员的熟人或亲戚(记住，他们也是真正的病人)，早都把就诊卡交给了这些工作人员，帮他们提前挂了号。当然，还有一类，就是他这种，病最重，最应该挂我的号，最应该找我看。但在这所有的病人群中，他和他的家人争挂号的战斗力，却可能是最弱的。他和他爱人来自农村，他们不熟悉地形，他们不够强壮。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直接找到我(找到我也许就好了)。
第一个星期，他们注定的结局，没挂到我的号，只好挂了另外一个医生的号。医生很负责，给他好好看了，告诉他，你这患的是严重心脏病，而且有很严重的室性心动过速。这个病杨庆老师很有经验，你还是得找他看。于是，新一轮的拼搏开始了。谁敢保证，这次的拼搏，他就能成功?
在这时，在他要绝望的时候，有人说，我有一个杨庆教授的号，我家里有事，来不及看了，转给你吧!他是不是该感恩涕零?我想是的。
不过，没完。这个给号的人说。我也不能白给你。你看吧!拿到这个号，我来坐了一天的汽车，住宾馆住了两天天，又熬了一个通宵，两三顿都没吃好。就算上误工费，误餐费以及出差补助费。我也不多要了。你就给个三五百吧!这攀枝花来的病人给不给?他一家人，在成都每多耽搁一天，其花费只会超过这个数。表面上，他花15倍的价格买了这个号，看起来是冤大头，实际算下来，他的支出成本显著降低。他是傻瓜他才不买。当然，如果他来的第一周就这样有人卖这个号给他，他就不至于在成都多呆一周，白白多花上数千元。
这里，卖号给他的人不是票贩子，他也是病人，只是他是一个精明的不愿亏本的病人。于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票贩子回归了。看看吧!这就是所谓加强管理的必然结果。当一项资源是稀缺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想挣得这资源的时候，这种加强打击票贩子的管理是毫无意义的。
在医院管理上，无论你怎样的管理、控制和制裁，你可以表面上管理住票贩子，但你管不住这里面蕴藏的价值和商机。这价值和商机被某些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并让一些并无竞争力的人通过金钱能够获得看病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救助了他们。这是荒谬的现实，但它确实存在。
这荒谬就在于医生价格体系被行政管理所垄断，然后被票贩子用另一种扭曲把它扭转回来。这一荒谬的扭转，医生和患者没有获利，获利的是黄牛(其实不一定他是最大获利者，他也是个打工仔)和后面的权利垄断者(可能包括医院管理阶层，社会治安管理者等等)。那些恨死票贩子，甚至对我也大骂出口的人懂得这些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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